转变理念 妥善处理“四个关系”做好新媒体时代的政法宣传工作

四川省委政法委副书记 陈明国

　　
孟建柱同志7月26日在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宣传工作暨长安杂志创刊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，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脉相通，深刻阐述了现代新闻传播规律和政法工作规律，是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宣传工作的基本遵循。我们要深刻领会微博、微信等新兴媒体给政法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，主动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新要求，转变理念，辨证处理好“四个关系”，进一步提升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沟通能力。

一、处理好正面宣传与舆论引导的关系

正面宣传与舆论引导是政法宣传工作的两条主线，犹如人之两手、鸟之两翼，相辅相成、互为促进。

一方面，正面宣传是舆论引导的“千斤顶”。只有不断提高正面宣传的质量和水平，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，让人民群众看到政法机关的艰辛努力，相信政法队伍的主流是好的，才会全面客观地看待政法工作中的瑕疵和失误，自觉做到“不信谣”、“不传谣”，舆论引导才能事半功倍。

另一方面，舆论引导是正面宣传的“强化剂”。宣传舆论实践中，“100减1等于0”的效应表现比较突出。政法机关办理100件案件，其中99件执法规范、效果良好、群众认可，但是，若有1件执法不公、引发热议，则这1件的负面效应会抵消甚至超过那99件的正面效果。负面信息的杀伤力远远大于正面宣传的影响力。只有做好舆论引导，正面宣传才能保持旺盛生命力。因此，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二者不可偏废，两手都要抓、两手都要硬。

二、处理好网上与网下的关系

新媒体时代，舆论传播参与性、互动性越来越强，网上信息对现实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。孟书记指出，实情决定舆情，政法负面舆情的产生，往往与执法司法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或瑕疵有关。如果不改进具体执法司法工作，遇到问题时一味强调运用舆论引导技巧，一味追求危机公关，舆论引导效果只能适得其反。网上曝出涉法负面舆情时，如果网下的实体工作不作整改，相关人员甚至掩盖事实，推卸责任，单靠调控手段封堵舆情，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、导致舆论进一步炒作。因此，政法机关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，严格依据法律程序履行职责、行使权力，杜绝执法不公正、不严格和执法不作为、乱作为甚至执法犯法、徇私枉法等突出问题，防止因执法问题引发社会矛盾，从源头上预防负面舆情的发生。

同时，舆情就是警情，是现实社会中社情民意在舆论传播领域的集中反映，是服务大局、服务决策、维护稳定的“预警器”和“晴雨表”。新媒体时代，各类新闻事件传播扩散瞬间万里，互联网随时可能出现一人爆料、万人转发、百千万人围观评论的政法舆情。因此，要开展舆情监控，时刻保持警觉，随时掌握网络舆情动态。一旦发现负面舆情，要及时分类应对，绝不能采取“鸵鸟政策”，任其持续炒作，损害政法机关公信力，影响政法队伍形象。对于散布有害信息、造谣诽谤、特别是煽动闹事的，要第一时间封堵、删除，并落地查人，遏制网上煽动破坏，将现实危害止于未发。

总之，政法机关在处理一些重大敏感案（事）件时，要统筹把握网上网下“两个战场”，既要加强对新形势下重大突发事件规律特点的研究，又要加强对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规律的把握；既要抓好案（事）件本身的处置工作，又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，努力实现法律效果、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。

三、处理好舆论引导与接受监督的关系

孟书记指出，要牢固树立平等、开放、自信的理念，让媒体成为政法机关的亲密合作者。在政法宣传工作中，新闻媒体既是“同盟军”和“主阵地”，也是 “监督员”和“评论场”。政法机关既要通过新闻媒体来宣传政法工作，传递正能量，增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的理解，也要积极主动听取新闻媒体对政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对照、改进工作，不断完善和提升政法工作。一方面，政法机关要主动参与媒体新闻议题设置，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，填充信息真空，澄清传闻谣言，释疑解惑，及时回应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，用真实、权威的声音有效引导舆论，掌握话语权、主导权。另一方面，政法机关要进一步增强自觉接受媒体监督的意识，纠正舆论监督是“揭丑”、“抹黑”等错误认识，克服“恐媒”、“拒媒”等惯性心理，以尊重、坦诚的态度，主动与媒体交朋友，接受媒体监督，改进政法工作。对于新闻媒体发现报道的问题，要积极回应，认真核查处理，在坦诚面对中赢得信赖。

四、处理好司法公开与宣传纪律的关系

过去，政法工作“只做不说、多做少说”；现在，“该说的必须说，不说不行、晚说也不行”。政法机关不第一时间发出正面声音，别人就可能先声夺人、抢占话语权。但是，政法工作也确有其特殊性，在案件侦查、审判过程中，媒体不宜过多介入，否则会对政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产生影响。如何处理好执法司法公开与新闻宣传报道的关系，如何把握好政法宣传工作的时机与度，是政法宣传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。对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案件，我们既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，适时将办案进展等程序性问题向媒体公开，又要恪守实体处理意见不能提前公开的底线，还要注意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，更要防止公众和媒体预判，使工作陷入被动。依照国家法律不能公开的事项，要坚守底线，不能以牺牲法律规定来换取一时的舆情缓和。